文物的主人究竟是谁？195件禁止出境文物系列（3）身世篇（下）

　　天地辽阔，江河悠长，这是万里神州的壮哉模样；涓滴成海，长波浩荡，这是中华文明的气韵华章。揭开一层层泥土，在遗址和文物的细节处，找寻中华先民来过的痕迹；翻开一页页记载，在古籍与人物的故事里，探查文明印记的片羽吉光。

　　历史长河的碎片被逐个拾起，勾勒出泱泱华夏五千年的文明轨迹。一层薄薄的玻璃，褶存了百年滚烫岁月；一道淡淡的柔光平锥头铆钉，包裹着万千文物模样。它们沉默不语，它们也无需多言。也许陈列的并不是文物，而是我们久远的记忆。

　　文物是历史的代名词，是过去的见证者，每一件文物都诉说着一段历史，每一件文物都讲述着一段故事，每一件文物都有它的用途和主人。因此，历史具体可感，文物温暖可亲。让我们放慢脚步，拉开历史的帷幕，探寻 195 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背后的故事。

　　《夏景山口待渡图》是五代南唐时期画家董源创作的绢本淡设色画作，描写江南夏天景色。五代时期迎来了历史上山水画创作的第一个高峰。董源、巨然等人以江南山水为蓝本，创造出我中国山水画的第一个经典时代，《山口待渡图》毫无疑问就是这一时代的文化产物。

　　《夏景山口待渡图》曾入南宋内府、元内府，后相继为明代项元汴、清代耿昭忠、索额图和清内府收藏，民初被末代皇帝溥仪挟逃出宫，今藏辽宁省博物馆。

　　《写生珍禽图》是五代十国画家黄筌创作的绢本设色画。图中画了鹡鸰、麻雀、鸠、龟、昆虫等动物二十余件，排列无序，但每一件动物都刻画得十分精确、细微，甚至从透视角度观之也无懈可击。

　　该画作左下方有一行小字款署“付子居宝习”，是黄筌画给儿子黄居宝作习画范本用的，黄居宝去世时还在后蜀时期，所以这幅《写生珍禽图》是五代时期的花鸟画作。

　　该画作曾经宋内府、贾似道及清内府收藏，《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北宋画家王诜（shēn）（约1048 年—约 1104 年），擅画山水，学王维、李成，喜作烟江云山、寒林幽谷，水墨清润明洁，青绿设色高古绝俗。

　　这幅《渔村小雪图》表现了江南小雪初霁渔夫捕鱼的情景，反映出作者向往山林隐逸的情致。该画作绘制于王诜被贬之后，在画家结束喧嚣的官场生活重返自然山水世界后，对“隐逸社会”的退避和对牧歌式生活的追求愈加强烈。因此，“不以平阳池馆为恋，而乐荒闲之野”的情绪贯穿了整个作品。

　　该画作曾经北宋宣和内府收藏，并收录《宣和画谱》。清代由年羹尧收藏，后因其获罪，没入内务府，后清高宗弘历钤诸玺，并著录《石渠宝笈初编》。民国初年，清末帝溥仪携带离开皇宫。1946 年，该卷流落长春。1950 年，惠孝同购得此画，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馆。

　　《芦汀密雪图》是北宋画家梁师闵（生卒年不详）所作的一副绢本设色画，描绘的是密雪覆盖着沙清丘岸的芦塘小景。宋代的山水画，发展了多种风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是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高峰时期。除去一些著名画家，一些不太有名的画家，他们创作的某些画作也是整个宋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不可取代，甚至独一无二的位置。梁师闵所创作的《芦汀密雪图》就是其中之一。

　　画卷有宋宗书“梁师闵芦汀密雪”七字题签，卷后有元赵岩、明朱标题跋。该卷历经北宋内府、清梁清标和高宗弘历等鉴藏，后为溥仪携出宫外。抗战胜利后为香港余协中所得，后流入美国。该卷传世有两本，另卷有宋徽宗题签及作者题款，犹保持宣和原式装裱，曾经《宣和画谱》著录，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江山放牧图》是北宋祁序创作的一幅绢本设色画。此图描绘江南水乡牧童牧放水牛情景。

　　牛是中国画中常见题材，各种牧牛图、斗牛图层出不穷。祁序就是北宋时期画牛的代表人物，曾创作过二十多幅关于牛的画作，而《江山放牧图》是流传下来独本。

　　该图无作者款印，卷前有金章宗完颜璟标题“祁序江山放牧图”七字。《江山放牧图》在金时已入内府，明末清初流入民间，至乾隆时复进内府。抗日战争时期，溥仪携至伪满，抗战胜利后此画曾散落东北，后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征集入藏移动推轴。

　　《摹韦偃牧放图》是北宋画家李公麟创作的绢本水墨淡设色画，是其摹古之作。全图共画 1286 匹马和 143 人，显示了大唐帝国的强盛，充分展现了原作者集群马成势的艺术能力。

　　《临韦偃牧放图》的母本系唐代韦偃的《牧放图》，可惜今已不存。韦偃是唐代画家韦鉴之子，他“工山水、高僧奇士、老松异石，笔力劲健，风格高举，善小马、牛羊、平原”，诗圣杜甫曾盛赞其所画骏马之妙。正因为如此，《牧放图》流传到宋代时，引起宋朝皇帝的格外重视，后命李公麟临摹一卷。

　　《摹韦偃牧放图》画好后，宋徽宗将其交由宫廷中的内府珍藏。后来韦偃的《牧放图》毁于战火。《摹韦偃牧放图》作为皇家收藏，一直被完好地保存在皇宫里。后来该卷后来落到了清朝乾隆皇帝的手里。乾隆也对其留下一段题跋。该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该画为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东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制了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车、轿、大小船只，房屋、桥梁、城楼等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

　　1101 年，《清明上河图》被收入御府，后该卷连同其他珍贵书画一起，被清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盗出宫外。1945 年 8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溥仪乘飞机逃亡，混乱之中，有不少人趁机进宫“抢洋捞”，大批珍贵之物便在这场动乱中流散到了民间，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后在通化被截获，存放于东北博物馆，后交北京故宫博物院。

　　《千里江山图》是北宋王希孟创作的绢本设色画。该作品以长卷形式，立足传统，画面细致入微，烟波浩渺的江河、层峦起伏的群山构成了一幅美妙的江南山水图。

　　作为画家的宋徽宗，从不放任宫廷画家自由创作，他对宫廷画家在形式和趣味上，都有严格的要求。徽宗的审美情趣，即成为决定艺术风格的绝对标准，宫廷画家创作的艺术作品，在题材和表现技法等方面，都要符合其审美趣味和倾向。王希孟以宫廷画家的身份，创作了《千里江山图》。

　　年仅 18 岁的王希孟，曾在宋徽宗创办的培养绘画人才的学校——画学学习，宋徽宗觉得他是个画画的好苗子，还亲自给他指导。聪明的王希孟经宋徽宗点拨后，不到半年，就画出了这幅辉煌的巨作。

　　《千里江山图》自北宋末，几百年间不知辗转何处，清初时收入内府，溥仪出宫时携出该画卷，后流落民间，最后由国家购回。

　　《后赤壁赋图》系根据苏轼文学名篇《后赤壁赋》内容创作，形象地再现了赋文内容。画后接有宋高宗的草书《后赤壁赋》。

　　宋神宗元丰五年，苏轼被贬黄州时，曾两度夜游黄州赤壁，写下了千古名篇前、后《赤壁赋》。《前赤壁赋》主要写真景实情，《后赤壁赋》较多虚境幻境。以《赤壁赋》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在苏轼同时代已经出现。历代赤壁赋图大致分为山水画和故实画两种形式，前者为单幅，于固定空间写东坡与客泛舟夜游赤壁情景。故实画是空间转换的连景长卷，分段展示故事情节，例如马和之的《赤壁后游图》。马和之的绘画风格与唐代吴道子相仿，当时有“小吴生”之称。

　　此卷曾被溥仪 1925 年带出宫外，后来与其他文物一起被送回故宫博物院，国宝失而复得，传为一段佳线

　　该卷是南宋画家赵伯骕创作的绢本青绿设色画，图中所画是临安皇城之北的万松岭，万松岭相当于宫城的后花园，在那里，有供皇室四季游玩的亭台楼阁。“金阙”是特指皇帝的宫殿。

　　赵伯骕是一位富有艺术情感的画家，他认为：“画家类能具其相貌，但吾辈胸次。自应有一种风规，俾神气悠然，韵味清远，不为物态所拘，便有佳处。况吾所存，无媚于世而能合于众情者，要在悟此。”所以，这是一位皇族画家在受到皇帝恩典后发自内心的无限感激和祈祝之后创作著录的绘画。

　　从该图钤印可知，该图历经清梁清标、安岐、乾隆帝、宣统帝收藏，民国初年被溥仪盗出宫外，新中国成立后被国家收购，1953年由文化部文物局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该图曾经《墨缘汇观》、《大观录》著录。

　　《步辇图》是唐朝画家阎立本的名作之一，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公元 640 年（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步辇图》所绘是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

　　阎立本为唐朝宰相、著名画家，他的人物画首先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意义。他的作品多取材于当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侧重描绘著名历史人物，用以警示后人，弘扬治国安邦之大业。

　　《周礼》中提到“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由此可见，玉琮是用来祭祀大地的礼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只知有“琮”而不知“琮”具体为何物。直至光绪十五年（1889 年），著名金石学家吴大澄在《古玉图考》书中，引述嘉庆年间文字学家钱坫的说法，玉琮实物才被正式确定为琮，但仍以为是商周之器，直到良渚遗址发掘的深入，人们才知道玉琮属于 5000 年前的良渚文明。

　　良渚玉琮外方内圆，象征天圆地方，中间有贯通孔，象征沟通天地，外壁刻有神面“神徽”，是 5000 多年前良渚先民祭祀天地、沟通神灵的祭祀礼器。1986 年出土于反山十二号墓的玉琮，是目前出土文物中体量最大的史前玉琮，也被称为“玉琮王”。

　　神徽，即神面纹，是良渚信仰的唯一母题，玉琮王的发现揭开了“神徽”的完整面貌，“琮王”上的神徽图案最为完整和精美，羽冠和兽面是浮雕的，并配有阴线细刻的四肢，良渚出土文物中大量的“神徽”图案表明了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地区一度存在的广域认同，持续千年。在良渚文明消失后，玉琮作为良渚文明的基因，流传于各文明，最终汇于中华文明的江海之中。

　　1974 年出土于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李家嘴三号墓，长 94 厘米，是目前出土玉戈中最长的，厚度仅 0.5 厘米，被誉为“玉戈之王”。由刃和柄两部分组成，刃部和柄部相交之处有一个圆孔，使用时，可用绳子穿过圆孔，将大玉戈固定在木柄之上。大玉戈属礼仪用器，主要用于古代高级贵族的仪仗活动，象征着权力和地位。

　　盘龙城遗址是长江中游唯一发现的商城，也是继郑州商城之后，第二个发现的商城，在研究中国商史和商代文化中地位举足轻重，玉戈作为权利和地位的象征，出现在盘龙城中，也意味着盘龙城中居住着身份地位较高的人,对此前“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观点提出了新思考。

　　《周礼》中有记载：“璋，以祀山川。”璋是古代祭山的礼器。1986 年，商玉边璋出土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三星堆文化的礼仪祭祀制度已经非常完备，早期的玉礼器以小型玉器为主，随着王国的强大，更大的玉器被用于祭祀活动，商玉边璋反映的正是当时王国的兴盛。商玉边璋上刻有古蜀先民在圣坛上举着牙璋祭祀天地山川的图案，从天而降的大手代表天神接受人们的祝祷，赐福于下界。

　　玉衣也称“玉匣”、“玉柙”，是两汉时期的高级殓服，根据编缀缕线的不同，又可分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和丝缕玉衣，其中金缕玉衣是等级最高的殓服，通常只有皇帝和诸侯王可以使用。1968 年出土于河北省满城一号汉墓，专家们根据墓葬形制、出土文物以及金缕玉衣和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中山内府铜钫一，卅四年”字样，考证出该墓墓主人为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

　　刘胜的身份高贵，父亲是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景帝刘启，同时也是汉武大帝的同父异母哥哥。他十几岁时就被父亲汉景帝封为西汉第一代中山王，在位 42 年，是西汉中山王中在位时间最久的人。

　　汉代人认为玉可以防腐，身着覆盖全身的玉衣，可以保护尸身永远不朽。由此可以推断，金缕玉衣是当时工匠为刘胜打造的殓服，希望可以使尸身永远不朽。

　　1983 年出土于广州市象岗山，出土文物中有“文帝行玺金印”一方以及“赵眜”玉印，证明陵墓主人的身份西汉时期南越国的第二代王赵眛。赵眜，史料多作赵胡，是南越武王赵佗的孙子，南越太子赵仲始的儿子，史称南越文王。他在闽越侵犯南越之时，巧妙的把汉武帝搬出来，让汉武帝来对付闽越，而自己不用大伤元气。

　　角形玉杯通体由一整块青白玉雕琢而成，杯腹中空可盛酒，反映了南越时期的饮酒习俗和器物主人嗜酒的爱好。古代西方传说用犀牛角制作的酒杯可以解毒，虽然玉本身并不能解毒，但工匠仍借鉴这一传说琢玉而成，希望能给他的主人带来好运。

　　玉龙的具体用途目前尚有待进一步探讨，不过龙体背正中有一小穿孔，经试验，若穿绳悬起，龙骨尾恰在同一水平线上，玉龙形体硕大，造型特殊，很可能是同中国原始宗教崇拜密切相关的礼制用具。

　　1971 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塔拉遗址，为村民张凤祥在农田发现，起初以为是钩子而给弟弟当玩具玩，后经拉磨后露出本来面目，遂将其上交翁牛特旗文化馆，但是由于翁牛特旗文化馆工作人员并不知道这件玉器的来源，将其当做普通玉器存放。直到 1984 年，辽宁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发现，让当时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意识到玉龙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于是，贾鸿恩去北京请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鉴定。苏秉琦先生鉴定玉龙为 5000 年以前红山人制作。

　　钺是军事的象征，以玉制成的钺并非实战武器，属于礼器一类，反映的是王权。1986 年出土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雉山村反山良渚文化墓地第 12 号墓，据此件出土位置推测它可能是死者生前手持之物，是其身份和权威的代表物。玉钺的前端装有代表神冠的钺瑁，在玉钺的整体造型上,完成了神权与王权的融合。

　　此件玉钺是良渚“三神器”之一，因其是唯一雕琢有神面纹和鸟纹的玉钺，有“钺王”之称。玉钺是墓主尊贵身份最有力的证明，通常每座墓仅会配有一把玉钺，如果加上了带有神徽的玉瑁和玉镦，则更显至尊，可见反山 12 号墓主人身份之高。

　　1975 年，夏七孔玉刀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四角楼附近。据考古挖掘研究，夏七孔玉刀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石刀，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脱离实用。它虽然具有战形器的形状，但从其纹饰的精美程度来看，应该脱离了作为战争用器的可能，而是在战争中象征力量和王权。

　　此外，墓葬中出土的多孔石刀和玉刀孔的数量均为奇数，有学者推测这种多孔刀可能是作为丧葬的某种风俗使用的，而孔的奇数可能是表示当时人们的某种意识，孔的多寡可能与墓主的身份高低有关。

　　古人用玉比喻人的美好品格，温润表示仁，表里如一表示义，声音清越表示智等。这套组玉佩长约 158 厘米，佩戴时组玉佩会从脖子一直悬至脚踝，要求佩戴者在走路时必须行止温文端庄。

　　1992 年出土于山西临汾曲沃县曲村 M 63 墓。63 号墓出土文物多达 4280 余件，玉器 800 多件。有学者推测，63 号墓的墓主人是晋穆侯的第二任夫人，因第一任夫人去世，晋穆侯重新娶了她，因此死后才能葬入晋穆侯墓。而墓中出土的铜壶刻有“杨姞乍羞醴壶永宝用”，学者推测墓主人名叫“杨姞”，杨代表国家，姞是杨国国君的姓，63 号墓的主人就是杨国的最后一位公主。

　　1978 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西北郊擂鼓墩曾侯乙墓东室墓主棺内，为战国时期曾国的诸侯“乙”的陪葬物品。出土时位于墓主头部，因此有专家认为是冠上的玉缨（帽带）。依据文献，玉佩的组合是有一定规矩的：一般是衡在最上，起提梁作用。上下穿孔，下系三条丝缕，两边系璜，中悬冲牙，还要杂以玛瑙、松石等制成的小饰件，并加以串联，形成组佩。但从镂空多节玉佩的组成来看，似乎没有依据什么严格程式，也与其他出土的玉组佩不同，隐隐流露出战国时代生机勃勃、浪漫自由的审美情趣。

　　1968 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韩家湾狼家沟村，由韩家湾公社韩家湾小学学生孔忠良发现，后由其父上交陕西省博物馆鉴定，博物馆认定为珍贵文物，遂将该玉玺上交博物馆收藏。其发现地点距汉高祖与吕后合葬墓长陵仅 1000 多米，经考证印的主人即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公元前 180 年 8 月 18 日）。

　　吕雉早年嫁给泗水亭长刘邦，生下刘盈和鲁元公主。刘邦即位后，吕雉参与诛杀韩信、彭越。汉惠帝刘盈即位后，她被尊为皇太后，成为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皇后和皇太后，也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性。

　　据《汉宫旧仪》记载：“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纽。”玺印的上方雕着一只螭虎，双目圆睁，张口露齿，形象凶猛，在玺印的侧面还阴刻有云纹，底面刻有“皇后之玺”四个篆体字，方正、规范、匀正、充实，是典型的汉代篆书特征。帝后直接使用的遗物发现很少，这枚“皇后之玺”玉印是汉代皇后玉玺的唯一实物资料，对研究秦汉帝后玺印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1969 年出土于河北省定州市北陵头村 43 号汉墓，即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刘畅是东汉第六代中山王，总第十六代中山王。

　　玉座屏是汉代中晚期盛行的陈设器，既是显示奢华尊荣的礼品，又是祈祝求福的室内装饰品。先秦时期，西王母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是可长生不老的神人，被视为女仙之宗；东王公在古人眼中被视为是男仙之主。西王母和东王公的故事在汉代广为流传，汉代人对西王母的崇拜观念非常普及，反映当时人们渴望羽化登仙、长生不老的美好愿望。这是迄今所见最早，且为汉代玉器中唯一一件玉座屏，所饰的纹饰为迄今所见物种最多，且饰有东王公和西王母像者，这在玉器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91 年出土于湖南安乡黄山头林场南禅湾西晋刘弘墓，是东汉玉雕工艺的代表之作。刘弘(公元 236-306 年)，字和季，西晋名将。一身正气，学识渊博，有治世之才，颇有威名，官封荆州刺史、侍中、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车骑大将军，爵封宣城公。为官期间，力举贤能、重修水利、体恤下情，深受百姓爱戴，死后谥号“元”，给予最高的尊崇，并追赠新城郡公。

　　樽是温酒器，最早为青铜制造；两汉时期主要制作玉樽，仿青铜樽式样。东汉开始，道教盛行，人们崇尚神仙道术，祈求长生不老，一些玉器也以此为背景创作而成。

　　玉质青色。扁方形，龙钮，玉质温润，印背精雕细刻有一对卧龙。印文为八思巴文，内容是“统领释教大元国师”的藏文译音，释教即佛教。整器雕琢而成，造型庄重古朴，是典型的元代官方重器。

　　忽必烈成为蒙古大汗后，封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为国师，后八思巴为蒙古创立文字，被称为“蒙古新字”，现在一般称为“八思巴文”。关于此件青玉印的主人，目前还有不同看法，有些人认为是八思巴所用。

　　八思巴文主要是官方使用，因此元朝灭亡后就被废止。今天学者研究八思巴文，主要是通过一些元代的碑刻、钱币、文书、印玺等等。

　　仰韶文化时期的瓮棺葬具，因在河南伊川附近出土较多，故又被称为“伊川缸”，用途相当于棺木，主要用来进行二次埋葬。研究猜测该陶缸是氏族首领的葬具，首领生前曾经率领白鹳氏族同鱼氏族进行了殊死战斗并取得胜利。白鹳氏族为歌颂首领的功绩，在其死后烧制此瓮作为葬具，将这些事迹寓于图画当中，通过图腾形象与专属武器（石斧）来表现重大历史事件。

　　1978 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发现者当地纸坊公社文化站干事李建安。陶缸出土后，李建安曾多次联系原临汝县文化馆请求妥善安置，由于当时考古意识不足，1980 年春节前才被临汝县文化馆所收存。1980 年 10 月，河南省专项调查组进驻临汝县，鹳鱼石斧图陶缸引起关注并被紧急上解至河南省博物馆，继而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出土于一座距今 5300 年前的成年女性墓葬，位于墓主人的脚下，与其共出的物品还有骨匕、石圭、石斧及生活器皿等。石圭、骨匕等物品通常作为礼器来使用，鹰鼎与它们放置于同一墓内，形状与众不同，猜测可能与当时的祭祀活动有关。

　　1957 年，陕西省华县太平庄村民殷思义在犁地时偶然间发现了这一鹰型陶鼎，不知其为何物的村民将其带回家作为鸡食盆长达一年，一年后北京大学考古系学生来到当地进行考古工作时，才将其上交至考古队，1959 年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原始先民用来烹煮食物的炉灶，与一般陶灶不同的是，河姆渡出土陶灶火门上翘，似是专为适应航船上使用而设计制作的特殊灶具。船在水上行驶时常摇晃，上翘的火门能使炉火不易洒落船内，有利于安全。陶灶圈足上镂孔磨损严重是为防止船体晃动时炉灶倾倒固定灶体所致。使用此类陶灶在船上升火做饭，可以大大延长在水上停留的时间，从而不断拓展生产生活的空间。

　　1973 年 6 月，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河姆渡村农民在兴修水利时首次发现了河姆渡遗址。1977 年末至 1978 年初，考古队在对河姆渡遗址进行第二期发掘时发现了这一陶灶。

　　红山文化女神像是红山文化“女神庙”中众多女神像中唯一完整的人像面部，真人大小，面涂红彩，双眼镶嵌青色玉片。红山文化女神庙、祭坛、积石冢建筑遗址呈南圆北方、中心两侧对称的形制，是神圣的祭祀所在。女神像是原始先民为祭祀而建造的，供人们祭祀和崇拜，体现了当时先民对女性、祖先的追崇。

　　1983 年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女神庙”遗址。1983 年考古学家孙守道和郭大顺便带领考古队进驻牛河梁区域，开始了红山文化研究之旅。同年秋，考古学家在牛河梁积石冢群附近发现了一些碎陶片并加班对其进行发掘，最终发掘出泥塑人鼻、、手臂、红山文化陶片以及这件女神像。

　　仰韶文化流行瓮棺葬习俗，把夭折的儿童置于陶瓮中，以瓮为棺，以盆为盖。彩陶人面鱼纹盆就是儿童瓮棺葬的棺盖葬具。盆中人面图像由人鱼合体而成，像是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具有巫师的身份特征，一般被认为象征着巫师请鱼神附体，为夭折的儿童招魂祈福。

　　1955 年出土于西安半坡村，半坡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出土后被研究院带回北京，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陶盆为新石器时代水器，与一般实用水器不同的是盆内施彩，饰三组舞蹈图，且整体磨损并不明显，应属于宗教性质祭器，盆内“连臂踏歌”的舞蹈图案可能是原始先民的祭祀、庆祝等活动的再现，有着一定的象征意义。

　　1973 年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1973 年，当地村民修建储物仓库时无意中发现了很多彩陶残片，上报青海省文物考古部门后，考古工作者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同年秋，在一座被严重破坏的马家窑类型墓中出土了这件内壁绘“舞蹈”花纹的彩陶盆。

　　陶壶一般作为酒器、水器使用，但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造型奇特，充满神秘的色彩，极为罕见。因此一般认为其并非生活用具，而是礼器或专门制作的葬具。可能是举行祭祀仪式时专用的酒壶，也可能是在举行巫术活动时用来驱邪镇鬼的法具。

　　1974 年出土于青海乐都柳湾墓地，是黄河上游迄今已知的规模最大的一处氏族公共墓地。1974 年春天，柳湾村村民在挖水渠时挖出大量陶片，被当时青海军区医疗队一位有历史知识的军医注意到并向当时的省文化机构进行了汇报，经调查后发现了这一地区遗址，并从中发掘了该陶壶。

　　此船形彩陶壶属于随身携带的水壶类物品，船形壶整体呈菱形，壶身的腹部宽大，中间鼓起，两端向外突出呈尖状。左右两肩横置两个桥形小耳，应该是穿绳所用，从而使得陶壶可以像现代的旅行壶一样可以挂在身上，方便随身携带。在之前的遗址发掘中，也有过与其功能相似的尖底瓶，船形水壶正是由原先的尖底瓶转化而来。

　　1958 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北首岭遗址。1958 年，陕西省的文物专家们接上级指示对宝鸡北首岭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在发掘的过程中，经过专家们长期清理后共出土各类文物 6000 余件，彩绘网纹船型壶正是此批文物之一，其造型的特殊引起了后来专家学者的热议与探究。

　　该陶盘造型朴质，图案精美，颜色浓艳得体，光泽细腻。盘内绘有蟠龙图案，且彩绘是在陶盘烧制后才绘制的，非常容易剥落。因此猜测这件蟠龙纹陶盘应是一种祭祀器而非实用陶盘，可能是当时人们祈雨或者祈求丰收时使用的重要礼器。

　　1980 年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第 3072 号墓。1978 年春季，大批考古人员开始了对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发掘工作，蟠龙纹陶盘是大型墓中发掘出来的，共有四件，此盘是保存最好、纹饰最清晰的一件，收藏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

　　在大地湾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塑有人像的彩陶瓶仅此一件，该器物也许和原始宗教祖先崇拜有关，是一种当时人们模仿祖先形象创造出来的器物，通常会摆放在厅堂内供族人拜谒和纪念，用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或是母系氏族崇拜的“祖先神”，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祭祀色彩。

　　1973 年出土于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村民张德禄在田间劳作时发现了该人形双系瓶，因其样式独特、花纹精美便带回家中。1978 年村中大地湾遗址开始挖掘，张德禄将此其上交考古队，该瓶才获得关注，后入藏甘肃省博物馆。

　　豆是古代的一种盛食器皿，也是祭祀用的礼器。形似高足盘，通常与鼎、壶搭配使用，或有盖。原始社会生活条件简陋，用餐时多席地而坐，陶豆高高的圈足和把柄将豆盘举离地面，满足了原始人类的生活使用习惯，实用类豆器一般为浅盘，该盘为深盘，且八角星纹精致特殊，应为祭祀活动中的礼仪用品。

　　1973 年夏天，渡头村所在的罗江公社要在姚江边建排涝站。地基挖下去，混在泥土中的大量骨头、木桩和瓦片把民工的脚都划破了，一个惊人的考古发现却由此开始。河姆渡文化遗址就此现世，此文化遗存的完好，在世界史前遗址中非常罕见。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1997 年，在河姆渡遗址第二期文化层 T 231 号出土了一件艺术瑰宝——木胎朱漆碗，显而易见的是此漆碗是饮食器。漆碗的出土，表明中国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认识了漆的性能，并用以制器，另外，处于这个时期的河姆渡人在木器制作工艺上也颇有建树，他们制作的木器被广泛应用于生活、生产、建筑等方面，此朱漆碗是漆与木器的完美结合，其独特的造型也展现出先民们高超的技术水平和独具匠心的艺术天赋。

　　目前日本是木屐最流行的国度，日本人也宣称木屐是国人发明的产物。直达上世纪80年代，安徽马鞍山市的一家纺织公司在扩建仓库时，意外发现了一座古墓，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随后考古工作者对这座古墓进行了挖掘。此墓的墓主人是朱然，此人作为孙权至交，同潘璋一起擒获关羽，是东吴的一位大将，这个漆木屐便是从这个非同凡响的朱然墓中出土的。

　　木屐于汉代、魏晋时代盛行于中国。比如登山之际，李白为了追慕东晋大文学家谢安，便穿着谢公屐登山，谢公屐说的就是此种质地坚硬的木屐。漆木屐的出土，证实了木屐源于中国，也向世人展现了 1700 年前中国木屐的实物。

　　在马鞍山市的雨山乡，曾经出土了东吴的一位大将朱然的墓穴，在墓内，发现了一件被盗墓贼遗弃的特级的国宝，那就是在朱然墓出土贵族生活图漆盘。朱然下葬后不久，他的墓就被盗了，墓中的金银珠宝，尽皆失落，万幸的是，墓中有一样东西，盗墓贼不感兴趣，那就是漆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漆器在生活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并在上层社会中流行，这件作为陪葬品的贵族生活图漆盘就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食器，其为木胎制成，色彩为黑红二色，盘上共绘有 12 个人，有骑马人，有对镜梳妆人，有宴兵图，还有跪坐宴饮人。文物专家称赞，工匠用笔简练，以流畅的线条描绘出贵族生活的闲适惬意。盘中用色讲究，层次清楚，完美地表现了三国时代吴地漆器彩绘的高超工艺水准。

　　1965 年冬，山西大同的石家寨，几名村民在打井时意外发现了一块块刻着文字的灰砖，于是连忙将此事向上汇报。随后考古队对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可当众人挖开墓道后，专家们却惊讶地发现，古墓竟然有盗墓贼留下的痕迹。抱着沉重的心情，众人走进了墓室，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石床，雕饰精美，极为华丽。就在这时，有专家突然指着地面惊呼道：“怎么有血？”众人小心翼翼地走近一瞧，才知这些鲜艳的红色，是一面面木质的漆画。

　　漆画上面绘有多幅人物故事画反映了当时北魏的社会生活。从保存较好的两段看，彩绘人物故事大多取材于汉代刘向所著《烈女传》等文献，可见作为朝廷重臣的司马金龙死后仍将帝王、忠臣、孝子、烈女等相伴左右，不忘喻世教民之责，他以晋室之国姓而眠于北魏御河之畔，其错综复杂的身份背景之下是魏晋民族大融合的炽烈火焰，而这一抹灼热的鲜红色也的确完好无损的保存了 1600 多年，至今仍在漆屏光亮如新的表面上跳动。

　　1965 年，家住湖北省江陵的一个农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从地里面挖出一个屏风，并将这个屏风拿回家中，恰逢这时有个古董商人来到村里，就买走屏风，后经过多方易后，这个屏风到了文物部门，经过专家鉴定得知这个不起眼的屏风竟然是战国的文物。座屏是战国时期楚国贵族阶层的陈设品，一般设置在室内入口的地方，是古人用于主座后的屏障，主要突出隔而不断的空间装饰效果。

　　据推测，此彩绘木雕座屏应该是由墓主楚国的一位贵族使用，是生活日用品，将其放置在墓室内，更为凸显主人的身份和尊贵的地位。彩绘木雕座屏可以看作是楚国木质雕刻艺术的典型代表，充分的表现出制作者高超的技艺，堪称楚文物的瑰宝。

　　1972 年 1 月 16 日考古工作者首先发掘了马王堆汉墓一号墓。随着发掘的深入，一具女尸出现在考古学家的面前，随后墓主人的身份也得到了证实，她就是西汉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夫人辛追。经过漫长的岁月，辛追的尸体竟完全没有腐烂，皮肤白皙甚至还保有弹性，就连手脚关节都还能活动，是世界考古史上前所未见的不腐湿尸。

　　辛追夫人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30 岁时利苍去世时，儿子利豨袭爵，但由于利豨年少，打理侯府、经营家族的重任就落在了辛追夫人身上，辛追夫人将侯府打理的井井有条。作为丞相夫人的她，享受着万民景仰的尊贵，过着极为奢华的生活。后经解剖发现，她因胆绞痛引起冠心病发作而死亡，至此，一位牵绊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武士走卒的奇女子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1978 年 2 月底，武汉空军某部雷达修理所因工作需要，打算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墩东团坡一带扩建厂房，在开山炸石的过程中，爆破工人们发现了异常。果不其然，工人们无意间发现的褐色土层，便是日后鼎鼎有名的曾侯乙墓的封土堆，这件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正是出土于这座墓葬之中。

　　此漆盒的名字是学者按照一套科学的文物命名规则来命名的，文物名称一般应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年代、款识或作者；特征、纹饰或颜色；器形或用途。以这件文物为例，“战国”是文物所属的年代，“彩绘乐舞图”是文物上最为突出的纹饰，“鸳鸯形漆盒”则是它的形状和器物类别，故得名战国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战国之后，关于编钟、编磬演奏的图像资料则十分罕见，但此漆盒上就记载着用钟棒演奏编钟的方法，让 2000 多年前演奏的场景鲜活再现，为后人想象曾侯乙编钟演奏提供了依据。

　　1952 年时，国内历史考古领域的巨擘夏鼐先生率领中科院考古队前来长沙，亲自调查了这两座形似马鞍的小山丘。夏鼐先生依据丰富经验，断定山包之下的确有汉朝墓冢，但是并未主张进行发掘。1956 年时，马王堆汉墓已经被湖南省确定为首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再后来，有人在山顶修建了一座水泥凉亭，专供游人夏日纳凉。1973 年，366 军医院开挖地下掩体之时，终于发现了马王堆汉墓。此漆奁便是出土于马王堆汉墓 3 号墓，漆奁为古代女子盛放梳篦、脂粉的梳妆盒，但出乎意料的是，如此精致的梳妆盒不是辛追夫人的，而是她儿子利豨的，值得一提的是此漆奁中所装之物并不是梳妆的用具，而是一个纱冠。据考古专家分析，应当是利豨生前所戴的武官专属乌纱帽。

　　1973 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 3 号西汉墓，在马王堆墓中大家往往只知道湿尸、青铜器、素纱褝衣等文物而忽略这一批象征楚文化的漆器文物，尤其是这件一级国宝。文物盖顶锥画飞鸟、云气，并夹杂朱漆绘几何图案，极为精美。

　　出土后清理时，博具盒中缺少骰子，后来考古工作者在一件双层六子漆奁中找到了一枚骰子，其大小正适合放在博具空出的小格里，由此确定这是一套博戏用具。六博是一种古老的棋盘类游戏，被看作当今世界所有兵种类棋局游戏的鼻祖，从春秋到秦汉非常流行，后来被其他棋类取代了，如今已无人知晓玩法。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六博具是迄今所见最早最完整的一套。

　　1984 年安徽省马鞍山市纺织厂在扩建工程中,发现一座砖室墓,经考古工作者发掘,发现了木制的渴与刺，据《三国志·吴 书·朱然传》：朱然字义封，汉丹阳故鄣人，生于光和五年，曾任兖州刺史、左大司马右军师、当阳候、吴赤乌十二年卒，孙权为之素服举哀，证实了墓主是吴国大将军朱然。随着朱然墓的发掘，这件漆盘也随之出土。

　　漆盘中所描绘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出使北方时，过齐国时遇到喜欢自己所带剑的徐君。季札归来时，望着的逝去徐君的坟墓，空有良剑，不见故人，为解思念之苦，于是系剑亡人树上，仿佛冥冥之中，地下的徐君已与他共享了拥有良剑的快乐。无名的漆工用独特的技艺将这段深情默然的故事，描绘得活灵活现。

　　1978 年，住在苏州瑞光寺附近的三个少年，相约来到寺中游玩，他们在不经意间闯入瑞光寺佛塔的塔芯柱里面，机缘巧合之下发现藏在地板下的盒子，自此真珠舍利宝幢便重现人间。后经过专家鉴定，确认这座富丽堂皇的佛塔，就是专门用来装佛家高僧舍利的容器，并为它命名为真珠舍利宝幢。

　　瑞光塔历史相当悠久，始建于东吴孙权时期，北宋景德元年重建，是一座七级八面砖木混合结构的楼阁式宝塔。瑞光寺塔历经千年，命运多舛，前后经历了十几次战火，每次被焚烧后，又会被重建。清末时期，寺院被毁殆尽，仅剩一塔，真珠舍利宝幢就是因为藏在了此塔第三层塔心才得以幸免。

　　出土于尼雅遗址 95 MNI 号墓地 M 8，用作织锦护臂，出自男尸身上。所织铭文记录了《汉书·赵充国传》中讨伐南羌地区的军事行动。汉宣帝时，先零等羌族部落联合反汉，老将赵充国领兵伐羌，恰逢五星连珠天象出现，汉宣帝认为是天降祥瑞，于是颁诏曰：“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不过，后续也有研究认为它并非“护臂”，而是辟邪厌胜的护身符。

　　该织锦于 1995 年 10 月新疆尼雅遗址发掘出土。当时，考古人员挖开了一座古墓。这是一个两人合葬墓。合葬的两人身上穿着许多衣物，最显眼的是，其中一具尸体的右臂上绑着一个色彩鲜艳的织锦。织锦色彩绚烂，文字激扬，纹样诡秘，意蕴神奇，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没有经过太多的辨认，考古人员就看出织锦上织的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1973 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一号墓穴。人物御龙帛画隐约再现了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夫级官员生前在江河湖泊御龙舟而行的场景。墓主人据后来考证，应该是战国后期楚国一个学习阴阳术数的士，他究其一生都在追求天地运行、人寿秘诀。楚人认为人死后魄往下沉，魂往上飘，因此把死者生前的画像藏在棺椁的夹层中，游魂识别墓主人形象就会归来，完成升仙之旅。

　　《龙凤帛画》将墓主人魂像画于丝帛旌幡之上，结合沟通天、神的凤鸟，是为魂幡。远古人类绘制帛画具有超现实的神秘意义和巫术功能，如为了实施天人沟通和人、神交合，“巫”在丝帛上画出神秘的图画或符号为死者“图书”，使其得以与天同寿和魂魄合一。

　　由于这幅帛画并非正常出土，而是 1949 年 2 月在千疮百孔的长沙陈家大山被盗墓者盗挖出来的，墓主人不详。《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表现的都是“当时楚地瑰丽神仙思想的反映”。帛画中的人物形象与庄子、屈原笔下驾日月、驭飞龙的仙人确有神似之处。

　　1972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墓主人辛追是西汉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妻子，去世时年约 50 岁，其生活的年代距今 2200 多年。辛追墓葬具的最外层椁板和内椁板之间有东、西、南、北四个边厢。西边厢相当于辛追夫人的仓库，里面有吃的、穿的、用的，用一个个竹箱子装起来。素纱襌衣出土时就是在西边厢的一个竹箱子里，里面有绵袍、单衣，还有裙子、袜子，一共十四件。

　　辛追夫人墓中这幅的T型帛画又名“非衣”、“铭旌”、“魂幡”，它的作用之一是为了作为死者灵魂的寄托、标志死者的灵魂以示区别。这幅帛画内容包括了许多神话故事，充满宗教气氛，上面画着辛追夫人死后，受到人间的祭享，在天地之间被两头巨龙驮着向上飞往天界。

　　1983 年出土于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一号大墓封堆2号陪葬墓中，热水一号大墓因传说和外形被当地人称为“九层妖塔”。都兰在历史上曾是吐谷浑古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址，迄今都兰地区已发现有上千座至少有 1500 年历史的古墓，尤其都兰县热水乡内有一大型唐代吐番墓葬群，共有吐番墓 200 余座。除了红地云珠日天锦外，吐番墓内还出土了大量完好的丝织品。

　　红地云珠日天锦属唐代早期吐谷浑王室，样式新颖，生动地反映出了唐朝与中亚地区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吐蕃征服吐谷浑后，至少在 676 年之前设立军政机构“青海节度衙”，派驻吐蕃大论并联合吐谷浑王室，管理被征服民族，统辖进入该地区的各千户的行动，征发赋税、差役以及对外作战。吐谷浑王室直接参加甚至多次领导吐蕃的对唐战争。

　　日天，又作日神、日天子。佛教经典中，日天为观世音菩萨之变化身，居于日宫中。日宫为纯金之宫殿，能放身光照四天下。后世密教以日天为十二天之一。其形像为赤肉色，左右手各持莲华，着天衣，乘五马车，左右各有天后侍坐。此锦幡上日天图案，应是用来显示佛菩萨降魔之威德。

　　营盘是古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山国（墨山国）的都城，是东西横贯罗布泊地区通道上的一个交通重镇，肩负着扼守丝绸之路“楼兰道”西端咽喉的重任，其繁盛时代大体在西汉中晚期，被专家学者称为“第二楼兰”。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山国，去长安七千一百七十里……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须二百六十里，东南与鄯善、且末接”。

　　罽（jì）袍的主人是一面罩麻质贴金面具的成年男性，他的身份有多种猜测：来自西方从事贸易的富商、墨山国贵族、屯戍楼兰以及楼兰道军吏。罽袍于 1995 年 12 月出土于新疆罗布泊荒漠西北、孔雀河北岸“楼兰道”的营盘汉墓中。

　　这件文物是北魏王族供奉在佛祖前的正方形经幡，最早存于北魏前期都城平城的家庙中，后来被带到了敦煌，供奉在莫高窟的某个佛像前作为施主的供养品，同时也用作进行讲经说法等宗教活动时的用品。大约在盛唐时期，刺绣因年久而损坏。当时莫高窟第 125、126 窟正在修建，按处理损旧佛教用品的传统，人们将残损刺绣塞入山崖的石缝中，并用土埋上，后来这件刺绣又被流沙所覆盖。

　　1965 年考古人员在敦煌第 125、126 窟前进行清理发掘，终于这些刺绣残片得以进入今人视野。根据刺绣最下方的供养人名讳和发愿文——“广阳王慧安（元嘉）造”判断该绣品年代为公元 487 年。

　　上面的牛、狮、象纹样是富贵、吉祥和地位的象征。在佛教盛行的时代，它可能作为教徒的一件信物。

　　1968 年，北朝方格兽纹锦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 99 号墓出土。阿斯塔那古墓群占地约 10 平方千米，分属晋至十六国（高昌郡）、麹氏高昌、唐西州三个时期，依姓氏家族分区埋葬。在晚清之前，这里便有盗贼时常光顾，但规模较小。20 世纪初，阿斯塔那古墓群遭到英国的斯坦因、俄国人科兹洛夫、德国人勒科克、日本人桔瑞超等盗劫。

　　1953 年出土于新疆阿拉尔墓地，袍身用料为三枚左向斜纹纬棉，图案为宋代流行的毬路纹，纹内饰一对灵鹫相背而立，并以花树装饰。宋时丝绸、瓷器随同茶叶传到西域，商人返程时将西域的特产带回我国，西方的宗教、服饰、绘画也传入中国。

　　萨珊王朝（波斯第二帝国）是中国丝绸的主要消费王国，也是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地。灵鹫纹锦袍的主人很可能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名丝绸商贩，因为该墓墓葬形式、随葬物品相对简陋，说明墓主地位不高，然而其中多样的织绣品和金鞍具又显得特别突出。

　　马王堆三号墓墓主为第二代轪侯利豨，从墓中出土的军事、天文、历法、五行、杂占这类帛书简牍，可以看出他生前是位爱好兵法或熟知用兵的兵家。帛书《周易》就是在西汉早期这种兼容百家的环境中成书的。

　　帛书鉴定书写年代为公元前 168 年，“经文”要晚于今传本经文的出现，是根据阴阳学说重排卦序的一种别本。“传文”大都是不曾流传下来的佚书，记述孔子和弟子讨论卦、爻辞含义的情况。

　　从出土的各种《周易》可以看出，人们使用的三种方式。其一是只用易卦（只用卦画或卦画卦名并用）求占，不用卦辞，或另用繇词；其二是把《周易》当作实用的筮书本子，在卦爻辞后系以具体的卜事之辞，以便翻检断筮；其三是把《周易》当作可以引以说理的经典文本进行编撰，如这里的帛书《周易》。

　　九龙九凤冠的主人是明孝端皇后，原名为王喜姐，籍贯浙江余姚，1564 年出生于北直隶顺天（金北京）。万历五年（1577 年）正月，她凭借自身的聪颖、端恪，在礼部为明神宗选举秀女时，入选为淑女，后被册立为皇后。她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后，正位中宫共 42 年。但孝端皇后生前无子，结果引发了一场是立恭妃所生的长子朱常洛还是郑贵妃所生的三子朱常询为太子的“国本”之争，影响明未政局甚深，使万历朝成为明朝历史上由治转乱的转折期。

　　1957 年 10 月 20 日，北京明定陵地宫的最后一扇石门被开启，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摆在地宫里的三具棺木，分别属于万历皇帝、孝端皇后和后来被万历的孙子天启皇帝追封为皇太后的孝靖太后。其中万历和孝端的棺木保存较好，孝靖棺木因为是迁葬来的，已腐朽不堪。经过清理，地宫里的 29 个随葬储物箱里共出士了 2648 件精美的文物。

　　1970 年出土于西安何家村的一个金银器窖藏内。经考证，壶上舞马衔杯的形象，表现的是唐玄宗生日祝寿的场面。舞马是盛唐时期流行的一项娱乐活动，唐玄宗有数百匹训练有素的骏马，能跟着音乐起舞并衔杯祝寿，是玄宗生日“千秋宴”上的压轴保留节目。

　　唐玄宗天宝年间每逢“千秋节”都会在兴庆宫勤政务本楼下举行盛大宴会，接受文武百官、外国使臣和少数民族首领的朝贺，并以舞马助兴。据说一次舞马演出舞到兴处，马儿屈膝向皇帝祝寿，皇帝大喜，赐酒给跳舞的马匹，舞马以口衔住酒杯，一饮而尽，喝下去以后马就醉了。唐朝宰相、诗人张说的一首诗里就写道：“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

　　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这种形制的壶在辽金时代的古墓中常有发现，是契丹文化的代表器物，但在唐代金银器中还是首次见到。这件银壶的出现，正是唐代汉族和契丹等各族人民文化交流的显证。

　　1987 年 4 月，封闭一千多年的法门寺地宫神秘之门被打开，此锡杖随着被发现。股侧铭刻：“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873）三月二十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一枚，并金共重六十两，内金重二两，五十八两银，打造匠臣安淑郧，判官赐紫金鱼袋臣王全护，副使小供奉官臣虔诣，使左监门卫将军弘悫”。

　　从铭文可以看出这枚锡杖是咸通十四年（公元 873 年）敕造的，这是唐懿宗执政时期，和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其它文物一样，都是唐懿宗御赐，供奉佛祖舍利的。锡杖使用了黄金二两，白银五十八两，打造锡杖的工匠名叫安淑郧，还有几位负责人的官职和姓名都刻在上面。

　　1987 年 5 月 10 日出土于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现在看到的铜浮屠，是经过拼装和修复的。铜浮屠是在地宫前室的汉白玉阿育王塔内发现的，当时铜浮屠的塔身和塔刹以及其他一些部件被拆分，塔身由丝绸包裹。

　　与秦始皇同一时代的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阿育王，以武力杀戮统一了全印度。后来，当看到自己的胜利使数十万人丧失生命、还有更多的人受伤致残的时候，惊愕的阿育王顿感忏悔，决心放弃暴力屠杀的侵占。有一和尚劝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阿育王遂生悔悟。从此，他皈依佛教，还宣布将佛教定为国教，派传道团去往周边许多国家传播佛教，佛教的声望因此而被提高。相传阿育王将佛祖释迦牟尼舍利分为 84000 份，在世界各地建塔供奉佛祖舍利。

　　2001 年 2 月 8 日，在成都近郊的金沙村的管道施工中，挖出了部分铜器、石器等文物，考古人员随即展开大规模科学发掘，大批金器、玉器、铜器和象牙不断出土，令人惊叹。2 月 25 日，一件特别的金饰件被发掘出土，刚出土时金饰件已被揉成一团，在考古人员认真、科学地记录之后，小心翼翼地将金饰复原展开——金饰上刻画的“太阳”和“鸟”的图案清晰地呈现出来，伴随着显示王权的大量玉器、金器的出土，足以证明这件金饰极有可能就是古蜀王举行盛大祭祀典礼遗存下来的宝物。

　　太阳神鸟金箔的出土地，据专家们分析，这一带应该是专门用于祭祀的滨河场所。九个呈方形，排列整齐的大型柱洞，很可能是承托祭台之用。周边一个又一个祭祀坑放满了成堆的巨大象牙、鹿角、野猪獠牙、玉器、金器、石器，这是三千年前河边一场盛大的祭祀，这些财富并非献给人的，而是献给自然的，当人类逐渐远离了神巫世界，再也无法破译太阳神鸟金箔的线 年，太阳神鸟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识，成为数以万计的中国文化遗产的代表和象征。

　　1986 年 7 月，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第 10 天，考古队领队之一的陈显丹在清理文物过程中发现了商金杖。

　　在陈显丹看来，这组图案组成一幅典型的“象形文字”：杖上的人物头戴五齿高冠，与青铜大立人所戴相同，因此身份位高权重。金杖上又有鱼、鸟等图案，因此它极可能表现的是古蜀王中的“鱼凫王”，商金杖的主人也应该是他。而有的专家则认为，头戴五齿高冠的人应该是蜀祖蚕丛。他把代表蜀王的商金杖交给鱼凫，图案上羽箭贯穿鸟和鱼头的形象，则是直观表现当时王位的禅让制度。杖上的那只鸟，其实就是渔猎时的鱼鹰，或许就是鱼凫部族的标志。

　　1951 年 1 月出土于河南省辉县固围村 5 号战国墓。带钩是我国古代人民用来扣接束腰革带及别在腰带上悬挂囊物、装饰品的挂钩，它一头有钩，一头有钮，用于连接腰带的两端，多为上层官僚贵族及文人武士所用。

　　1956 年 12 月 28 日，石寨山滇国墓地第二次发掘时，在 6 号墓(M 6)木棺底部粉末中发现一枚通体完好如新的金质印章。这枚金印证明了古滇国的存在，为司马迁《史记》相互参证，证明西汉王朝以“滇国”“置吏入朝”,设置“益州郡”。

　　公元前 109 年，滇王降汉，汉武帝在滇国地区设郡，赐滇王王印，令其继续统治滇民。金印的出土证实了这一历史事实，也证实了古滇国以及夜郎国都是大汉朝的一级行政区，而非少数民族部落。

　　1982 年出土于江苏省丹徒丁卯桥唐代银器窖藏，民工在丁卯桥附近的工地上发现了银质酒瓮 1 件，瓮内叠满各式银器，另发现有 2 件大银盒以及盆、钗等银器堆置于瓮的西侧。唐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即出土于此。

　　唐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是唐人饮酒时盛放酒令的筹筒。玉烛的座是银龟，龟是四灵之一，古人把龟视为祥瑞之物。以龟负玉烛为造型，是符合古人的思想意识和社会习俗。打开莲花形筒盖，可以看到里面藏有 50 根酒令筹，呈长方形扇骨状，每根酒筹的上端刻有《论语》的语句和饮酒的规定，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上客五分”，意思即朋友来了，大家都高兴，酒筵上的贵客都喝半杯酒，而主人不用喝酒等。

　　涅聚变相碑画面突出涅聚与再生主题，并辅以弥勒三尊，最终达到宣扬弥勒降生的目的，“武周代唐”过程中以佛教为舆论工具，宣称武后为“弥勒佛下尘”，这通造像碑正是意在图解“武则天登基合乎天意”。碑的下端刻有年号——天授二年，这一年为公元 691 年，即武则天刚刚当上女皇的第二年。

　　武则天登基后，立即诏令全国各州郡修建大云寺，命僧人讲解，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建起了大云寺，广传《大云经》。因为《大云经》在其易世革命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武则天退位其子李显恢复唐制，第一件事就是诏毁大云寺，全国各州的大云寺焚毁殆尽，该碑流传至今实属不易。

　　出土于山西省运城盐湖区景云道观遗址，景云观自唐高宗弘道元年（683）“置观伊始”，至睿宗景云年间（701——711）竣工，历时28年。这尊石像是景云观建成后，于开元七年（719）刻造的。景云观在明朝嘉靖年间和清朝乾隆年间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修缮，但在民国期间被付之一炬，只留下残垣断壁。

　　此像底座正面刻天尊像铭并序，左右两侧线刻弟子道士像和供养人姓氏：“观主赵礼上为并元神武皇帝皇后，下为七祖三师见存家眷及一切群生，敬造常阳天尊像一铺。”唐玄宗继位之后一改武后时期延续下来崇佛的种种行为，重新提振道教，接续推行自唐朝开国时期推行的崇道政策，提高道教的地位。道教至此在唐朝达到了全盛时期。

　　茂陵以东约一公里处，耸立着一座奇特的土丘，土丘上下散落着许多大石和石雕，很像一座小山，其南侧立有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一座石碑，上面写着“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墓”。其实茂陵石雕及霍去病墓的原始状态早在数十次盗墓和历史洪流中消失殆尽，留在我们面前的是经历过无数次海桑田巨变的茂陵墓区。

　　关于西汉将领霍去病及其墓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据司马迁记载，霍去病年少有为，打仗不习兵法，讲求随机应变。汉武帝给他府邸却遭婉拒，留下“匈奴未灭，无家也”的豪言壮语。在西汉元狩六年（前 117 年）齿面，因病逝世，年仅 24 岁便“为冢像祁连山”。“马踏匈奴”为霍去病墓石雕群中纪念与象征意义最强的作品，马为汉代武力强盛的标志，西汉马踏匈奴展演西汉征服匈奴的历史过程，为霍去病征战匈奴的形象写照。

　　“大秦”是中国古代对东罗马帝国（今土耳其、叙利亚一带）的称呼；“景教”是基督教一个流派，称聂斯托利派。这块碑石含 1780 个汉字及数十叙利亚文。详细记载了景教的教旨、仪式以及自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 635 年）沿丝绸之路从波斯（今伊朗）到西域再到长安这一路线，东传入中国后一百五十年间的活动情况。

　　景教是从基督教的反对派开始的。景教，基督谐音。景教开山祖聂斯托尔任君士坦丁堡主教期间，力主圣母玛利亚不是“神之母”而是“基督之母”，从而遭到安提阿学派的排斥、放逐。480 年聂斯托尔死于流谪地埃及。聂的传人与信徒们为求生存与叙利亚教派相结合，成立了独立教会景教、摩尼教和袄教成为波斯帝国的三大宗教。并随着波斯文明辐射到中亚,后经粟特人传入中土。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立六十余年后，武宗灭佛，殃及景教，此碑被教徒埋入地下，自此沉寂 700 多年。明天启三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重见天日，置金胜寺中近三百年。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丹麦记者何乐模密谋盗碑，贿寺中老僧雇石匠，以同样石料同样尺寸重新刻制一碑，图以复制碑换出原碑暗中运往伦敦。安排搬运之际，消息走漏，政府及时制止，保住原碑；交涉后只允许其运走两吨重之复制碑（复制碑其后辗转运往纽约，最后为教徒购赠梵蒂冈）。原碑移置西安城内碑林护藏，以绝其觊觎。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石鼓共十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形象鼓而上细下粗顶微圆（实为碣状），十个花岗岩材质的石鼓每个重约一吨，在每个石鼓上面都镌刻 “石鼓文”（大篆），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猎碣》。石鼓文记述了秦始皇统一前一段为后人所不知的历史，是中国最早的石刻诗文，乃篆书之祖。石鼓刻辞的内容包括歌颂秦公策马狩猎、捕鱼作乐的情景；歌颂秦公率领将士驾舟出征；歌颂秦国师旅强劲善战；歌颂秦国民富国强的景象等。

　　唐初，十面石鼓在天兴三畴原（今陕西宝鸡）被一个放羊的老人发现，当时的石鼓就已历经千年风雨。日炙雨淋，加上野火焚烧，导致石鼓上的部分文字斑驳脱落。后来的安史之乱、五代十国更是使之伤九缺一。到了北宋皇祐四年，金石收藏家向传师在一屠户家中发现了这面“遍体鳞伤”的遗失石鼓。虽说十面石鼓最终集齐，但经历过辽金西夏到元代，鼓文只有 386 个字了。

　　唐昭陵六骏石刻是唐贞观十年立于陕西省礼泉县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门内的6块大型浮雕石刻，分别名为“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

　　“太宗旨在振王业，王业艰辛告子孙。”唐太宗李世民在征战天下时，常骑骏马冲锋陷阵。为了告诉子孙自己创业的艰辛，同时也为了表达对与他共同征战的六匹骏马的怀念，建昭陵时，李世民亲自参与了昭陵的规划和设计。下诏将“朕所乘戎马，济朕于难者，刊名镌为真形，置之左右。”即为纪念六匹随之征战疆场的战马而刻制，传为当时工艺家阎立德、画家阎立本所作。

　　1914 年，法国人戈兰兹将“飒露紫”“拳毛騧”剥离开来准备偷运，不料被当地农民发现后拦住。然而这“二骏”又落入当地军阀之手，后来又运到北京被当时中国国内的古董商卢芹斋以 12.5 万美元盗卖到国外，现藏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1918 年，美国人毕士博准备盗走另外四骏石刻，运输之前他令人将这四件石马碎成数块，但运输过程中被陕西当地民众发现并拦截。

　　《金滕》是被盗掘出土并走私到境外的文物，因此其具体的出土时间和地点已经无从得知。但对比几个版本的《金縢》可以发现，周天子始终处于权力核心的地位，位尊权重的周公（姬旦,亦称文公、叔旦,周武王弟,与吕尚同为西周开国元勋）也只能附从这个最高权力执政。先是武王病重，周公作祝词祷告三王，愿意身自为质，以代武王死。继之是管、蔡流言，周公居东归来，以《鸱鸮》一诗相遗成王，成王却未出郊迎接周公。最后是遭风雷之变，成王与一班朝臣启金縢之匮，得周公之书，方知周公公忠为国的心迹，以邦国礼出郊亲迎周公回朝。

　　上述《金滕》的故事，战国简版本最简，传世本《尚书》中稍繁，《史记》记载最为丰富。《金滕》一篇，传世文献《尚书》同样存在，《尚书》因秦始皇焚书之故散失，幸好汉时伏生藏在壁中，又传于世间，通过比对，从写作时间和写作体例来看，传世本较为可信。战国简《金滕》则是未见流传的楚地抄本，有后人改写、删减的成分，但反映了当时地域间流传的情况。

　　郭店楚简《老子》利用竹简由长到短的变化显示着形成时代上的由早到晚的先后顺序，它是截止到二十世纪所发现的时代最早、文字最原始的道家著作。

　　老子大约生活于春秋末期，年纪略长于孔子，出身于史官，孔子曾向他问过礼。《史记》说老子到了函谷关，关令尹喜对他说：“您就要隐居了，勉力为我们写一本书吧。”于是老子就撰写了五千言，阐述了道德的本意，这本书后来被称为《老子》或者《道德经》。一些论者据今本《道德经》认为老子是一个激烈的反礼制斗士，而郭店楚墓帛本和简本的出土，证明其绝非如此。郭店《老子》的“有无观”、“仁义观”等都反映出道家对包括儒家在内吸收兼融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孔子诗论》首先是孔子以及其他儒学家讲授其对《诗》的原创性思考，然后是弟子后学在传习中不断地阐释与改写，最后是南楚学者对源自鲁地的文本加以转写与传抄。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官学失守，乐人散在民间，《孔子诗论》应是孔子按照“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造士路线授徒讲学时把传统的乐教与乐语之教融为一体，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对传统诗说作相应调整的产物。

　　1994 年 5 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上抢购回一千二百余枚战国楚简，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历史、政论、宗教、军事等方面，文字三万有余。这批简全部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前的原始古籍，整理者推测这批竹简应该是楚国迁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

　　秦始皇统一全国过程中南郡守腾颁布的一篇法律文告，属于地方性法规。《语书》写成时秦对关东各国正处于战争状态。《语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为“南郡守腾文书”，南郡，原是楚国的政治中心部分。战国时期的楚国，在吴起变法失败后，奴隶主贵族势力盘根错节，依然十分猖獗。秦的封建政权在在这一地区建立后，针对这种情况，对《语书》中说的“邪僻淫佚之民”利用“乡俗”进行改革。当时的南郡郡守“腾”对所属各县官更发布了这件文书。后半部分是对良吏恶吏的界定，要求官员、百姓严格执行秦的法令。

　　1975 年，12 座秦墓相继在湖北省云梦县发掘。众多竹简与墓主人“喜”合葬，从枕部铺到腹部，总数达 1000 多支，绝大部分保存完好。

　　秦简《数》，是现存的最早的数学类文献之一，丰富了我国古代数学的研究资料。此套秦简的内容为算数，其中包括算题 81 例，以及单独术文 19 例。算题涵盖面积、体积、重量、比例之类的计算。其断代最晚不会晚过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 212 年），比《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早一两百年，足以说明秦代的数学水平之高。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松长教授在古董集中地摩罗街的一位古玩商人那里发现了这批竹简。2008 年 8 月香港一名不愿留名的收藏家还将其收藏的有 76 个编号的秦简无偿捐赠给岳麓书院。经比对考证，这些秦简竟然与岳麓书院收购的秦简属于同一批出土简牍。

　　娄睿墓以及墓内壁画的发现颇具戏剧性。该墓早年曾被盗掘，且墓主人被误传为斛律金。

　　1971 年，当地村民为改扩良田，一度将娄睿墓挖开，后叉填埋好。1979 年起，考古专家和文物工作者对该墓进行的发掘清理，证实为北齐东安王娄睿之墓。这幅壁画所描绘的就是娄睿出行时的盛大场景，整幅图画面层次分明，构因新颖，人物生动，生活气息浓厚，表现技法娴熟，堪称中国绘面史上的精绝之作。

　　娄睿（531-570 年）是当时东魏北齐间的权臣、怀朔镇勋贵，其人才能平平，又贪图财色，时评不佳，但是依靠元勋功臣和姻亲关系成为当时的显贵，官累至一品，位于官僚体系的最高层，又短暂地掌握过“尚书并省”的至高行政权力。

　　娄睿墓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南郊区王郭村西南，发掘于 1979 年至 1981 年。娄睿墓的墓道壁、甬道壁和墓室壁上均绘有壁画，共有71幅，壁画色彩鲜艳，绚丽多姿，内容丰富，绘画技术精湛。墓内出土随葬品丰富，制作精美。娄睿墓墓主明确、纪年清楚，是研究北齐历史、文化、绘画的重要标尺。

　　在 1971 年，武则天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墓在陕西省乾县出土。尽管墓室主人章怀太子的一生有荣有辱，但乐观的唐人还是把一些快乐的事件和场面用壁画的形式留在他的墓道里。墓室中最吸引人注意的莫过于墓道西壁的《马球图》。如此栩栩如生的壁画，为我们再现了大唐时期最风靡的运动：打马球。

　　马球起源于古代波斯，后被传入中国，到了唐代才开始盛行，而将马球变为“网红运动”的正是唐太宗李世民，他还常常举办宫廷联谊赛，邀请邻国参赛。

　　在乾陵的东南方向，有一座陪葬墓，它便是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章怀太子李贤的墓葬。在墓道的东壁绘有一幅大型壁画《狩猎出行图》，这幅壁画于 1971 年陕西乾县出土。

　　在这幅壁画中，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一个无头人骑着一匹高头白马走在最前面，这应该是就是章怀太子李贤，但不幸的是，它的头部已经自然脱落，这不禁让人结合起章怀太子的凄惨生活。作为太子，李贤曾三次监国，并得到高宗褒奖和群臣拥戴，可见这个年轻太子堪当大任，是帝国合格的接班人。然而，当时正值他的母亲武后政治得意之时，母子二人因此互忌，颇多嫌隙。武后也多次以书信方式责备太子，宫中则流传着太子不是武后亲生的谣言，最终太子未能幸免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也正因墓主人复杂曲折的人生经历才造就了如此不受拘束，题材多样，非常写实的墓葬。

　　懿德太子墓是唐乾陵陪葬墓之一，发掘于 1971 年 7 月。由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与乾陵文物管理所联合发掘。在墓道入口处青龙、白虎以北，东西两壁各绘制一幅阙楼图，阙为三出形制。阙楼在唐墓壁画中不惟此例，但都是单阙或双阙，惟有懿德太子墓中的阙楼图为三重子母阙即三出阙。

　　懿德太子李重润是唐中宗长子，也是中宗李显与韦皇后所生的唯一的儿子，大足元年被武则天处死，公元 705 年中宗重新即帝位后，追赠其为懿德太子，将其灵柩从洛阳迁到乾陵陪葬，并给予“号墓为陵”的最高礼遇。巍峨的红色阙楼图，无疑反映出皇家建筑的豪华气派和懿德太子生前的显赫地位。

　　上世纪 60 年代，在陕西省关中平原的乾县的一个小村庄里，几个村民在挖土时挖出了一堆碎木片，震惊之余几个村民合计挖一下看看，这一挖不要紧，竟挖出了一座千年古墓，随即立刻联系了文物局，在考古队的勘测下与挖掘下，这座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陵墓重见了天日。

　　李仙蕙(公元 684—701 年)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孙女，中宗李显的第七女，嫁给武后的侄孙武延基。公元 701 年李仙蕙和其兄李重润同被武后“杖杀”，年仅十七岁。原葬于洛阳，中宗复位后由洛阳迁葬长安与其夫武延基合葬，并追封为“永泰公主”，陪葬乾陵,并且空前绝后地特许她的坟墓尊称为“陵”，规格与帝王等同。墓长 87.5 米，宽 3.9 米，墓道及前后室两壁都绘有场面宏大的壁画。

　　1975 年，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是商朝饮酒器，其主人为妇好。妇好不仅是商王武丁（？-前 1192 年）的妻子，而且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帅。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根据甲骨文中记载，妇好不但参与朝政，还主持祭祀，是武丁的得力助手。武丁是商朝历史上有名的一代雄主，他能征善战，继承王位之后，立志复兴商朝。通过一连串的战争，他将商朝的版图扩大了数倍。而为其东征西讨的将军正是他的王后妇好，她曾打败了周围 20 多个独立的小国。

　　妇好墓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能与甲骨文相印证，断定墓主的明确身份与墓葬相对年代，并未被盗掘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妇好墓中出土的陪葬物十分丰富，多达千余件。

　　1990 年五六月间，半山镇石塘村工农砖瓦厂在工厂旁边的山坡上取土时，挖出了一些原始瓷器。文物部门在现场调查后认为这里可能有大型墓葬的存在，有必要进行考古发掘。当年十月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发现了编号为 90-1 的战国土墩墓一座，出土了包括水晶杯在内的一批文物。

　　这座墓葬是杭州地区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墓葬。墓室约 15 米长，5.4 米多宽。墓中有熟土二层台，墓室里面有排水沟。更罕见的是，墓中有大量的木炭。在二层台的边上有宽 20 厘米、高 30 厘米的木炭层，墓底也铺有木炭。

　　在发现了墓室里的木炭层后，考古队员们使用一边削尖的毛竹一点点的清理。当时天气很好，一个多月没有下雨。发掘现场的工作人员被刺眼的反射光吸引注意，顺着光源方向清理，最后发现了水晶杯，水晶杯的旁边还出土了一些墓主人随身佩带的玉器、玛瑙等小型器。

　　1965 年，鸭形玻璃注在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冯素弗墓出土。冯素弗，长乐信都（今河北省冀县）人，是鲜卑化的汉人，十六国时期北燕宗室大臣，其兄为北燕天王冯跋。尽管北燕只有 28 年的历史，但冯跋是位贤明的君主，冯素弗是位称职的宰相，一人主政时，勤俭节约，一心为民，在他们的带领下，北燕一扫前朝颓势，发展十分迅速。

　　冯跋眼光长远，在位期间注意到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便将女儿乐浪公主嫁给了柔然首领斛律，建立了稳固的和亲关系，从而使丝绸之路上得来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北燕。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件来自古罗马的鸭形玻璃注经丝绸之路来到北燕皇宫，被冯跋视若珍宝。

　　1970 年，在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根据原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的“租庸使刘震埋藏说”，其主人应为刘震，形成原因为泾原兵变。

　　建中四年（783）十月，奉命征讨反唐藩镇的泾原镇兵倒戈，回攻长安，拥立前幽州节度使朱沁为主，唐德宗被迫出逃。乱兵攻入大明官含元殿，争相进入宫中宝库劫掠，“运金帛，极力而止”。这一事件被称作“泾原之变”。在此期间，玛瑙兽首杯连同其他珍宝一起，被仓皇塞入两只陶瓮和一只银罐中，埋到了距皇城三坊之地的兴化坊一隅的地下。

　　唐懿宗（公元 859-873 年在位）赐赠金银器，是供奉佛祖释加牟尼真身佛指舍利的一套盒函。1987 年 5 月 5 日发现于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收藏于宝鸡法门寺博物馆。在地宫出土的物账中有明确记载：“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

　　函内盛放着一枚供奉舍利，最外层是一个檀香木函，里面套装着三个银宝函、两个金宝函、一个玉石宝函和一座单檐四门纯金塔，但因最外层为檀香木银棱盝顶宝函出土时已残朽，故只见七重。

　　佛骨舍利，是佛祖释迦摩尼去世之后，弟子将其尸体焚化而得的遗物。法门寺中的佛指舍利共有四枚，三枚影骨、一枚灵骨。而放置在八重宝函之中的，就是三枚影骨之一。影骨并非真正的舍利骨，而是为保护舍利骨特意制作的。

　　佛骨盛典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迎奉佛骨盛典，是在唐高宗显庆四年，唐高宗为使佛教更符合中国的传统习俗及臻于中国化，为舍利铸造金棺银椁（即宝函），并按中国儒家的最高礼仪埋葬于黄土之下（即地宫）。李氏皇朝迎奉佛骨，队仪庄严浩大，沿途顶礼膜拜者由长安（今西安）延至凤翔（今宝鸡）三百余里，成为一时盛况。

　　咸通末年，唐懿宗从法门寺迎取佛骨舍利，是晚唐最后一次奉迎舍利的盛举，但佛骨尚未送还，懿宗逝世，新继位的僖宗匆忙将舍利送还封瘗塔下地宫之中，后来不到 30 年，唐王朝覆亡。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共九册，是西夏时期文佛经纸本，是藏传佛教经典的西夏文译本，也是现在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之一。它的发现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提早了一个朝代，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术具有重大价值。

　　1991 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发现。上半为书名简称，下半为页码，页码有汉文、西夏文、汉夏合文三种形式。每半面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每字大小一厘米左右。通篇字体繁复、周正、秀美。包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四种经文，白麻纸本，木活字版精印，蝴蝶装，封皮贴有书签，首页载有“集经”、“藏译”、“番译”者的名字。共有 9 册，达 10 万字，是一部保存较好的木刻本西夏文佛经。

　　1960 年 4 月在江苏南京西善桥宫山大墓出土。关于制作者有三种说法：一说认为是顾恺之的原作。该画与摹本《女史箴图》《洛神赋图》风格相似，且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和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顾恺之生前曾画过“七贤”，还画过“阮咸”和“荣启期”画。

　　一说认为是戴逵的原作。戴也曾画过“七贤”，而且还得到顾恺之的好评，顾说戴画“嵇生一象佳，其余虽不妙合，比以前竹林之画莫有及者”。

　　另一说认为是陆探微的原作。《宣和画谱》卷一中说“陆探微平生所画者，多爱图古圣贤像，不为无意”。而且陆生活的年代约在东晋末、南齐永明三年（485 年）以后，与南京西善桥墓和丹阳墓的年代相接近，画风也相似。

　　三国时期（公元 220-280 年）的犀皮漆器，也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犀皮漆器实物，1984 年出土于安徽马鞍山市雨山东吴名将右军师左大司马朱然墓。朱然墓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关三国时期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也是已发掘东吴墓葬中墓主身份最高、墓葬规模大、时间最早的一座大墓，被列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

　　朱然，原名施然，为三国时期吴国名将，毗陵侯朱治的外甥。朱然早年被朱治收为养子，并在读书期间和孙权相交甚笃。孙权统事后，朱然历任、馀姚长、山阴令、临川太守，加折冲校尉，率军平定山贼。曾随吕蒙擒杀关羽，以功迁昭武将军，封西安乡侯。吕蒙死后，朱然代替吕蒙镇守江陵。

　　在夷陵之战中，朱然与陆逊合力大破刘备，拜征北将军，封永安侯。朱然一生战功累累，有着“名震敌国”的称号，可以说是孙吴政权后期的顶梁柱。朱然去世后，葬于故乡。

　　1959 年，在修建京沪铁路的过程中，在山东泰安大汶口镇的施工工地上挖掘出了一些年代久远的陶器碎片和墓葬，于是文物部门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随着大规模的发掘，一个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发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大汶口文化。大汶口遗址包括了大汶口文化发展的全过程，距今 6200 至 4600 年，跨度达一千六七百年。

　　这件象牙梳略星长方形,上端钻 3 个员孔，边缘还刻有沟槽，似为镶嵌之用。主体部分镂出由 3 行条孔组成的旋纹图案,并内填“T”形花纹。下端共有 17 个细密的梳齿象牙梳造型美观，工艺精致，是迄今为止远古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这件镂雕旋纹象牙梳即出自一座大墓,墓主人生前应该是一位社会地位显赫的人物。

　　1977 至 1978 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二期考古发掘中，在第四文化层出土。正面用阴线雕刻出一组图案，中心为一组大小不等的同心圆，外沿刻有炽烈火焰，象征太阳。两侧刻有昂首相望的双鸟，面向太阳振翅起飞，成对称形。四周钻有六个小圆孔，上四下二，背面制作较粗糙。构图对称和谐，线条生动流畅，给人以欣喜向上的感受。这是在当时金属工具尚未出现的条件雕刻出来的原始艺术品之一，也是中国传统花鸟画的原始雏形。

　　1957 年在陕西西安西郊李静训墓出土。从墓志记载，知死者为李姓小女孩，名静训，字小孩，陇西成纪人，其祖父李崇和父亲李敏，隋书卷三十七有传。李静训自幼为外祖母周皇太后所养育。李静训在大业四年（公元 608 年）六月一日死于汾源之宫，年仅九岁，同年十二月葬于长安县休祥里万善道场之内。墓中随葬了大量珍宝，绿玻璃盖罐便是其中之一，供陈放香水专用。

　　1957 年陕西西安西郊李静训墓出土。墓主名李静训，是一个年仅 9 岁的小女孩，家世显赫。她的外祖母名杨丽华，是南北朝时期北周宣帝宇文赟的皇后，是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女儿、隋炀帝杨广的姐姐，隋灭北周后被封为乐平公主。李静训的母亲宇文娥英是杨丽华的女儿，父亲则是光禄大夫李敏。李静训从小便深受外祖母宠爱，一直被抚养在宫中。但不幸的是，李静训于公元 608 年夭折。杨丽华万分悲痛，隋大业四年将其厚葬。

　　李静训墓发掘出土了 24 件玻璃制品，包括杯、罐、扁瓶、无颈瓶、管状器、卵形器、小珠等，器类较多，年代明确。隋绿玻璃小瓶以绿色玻璃制成，瓶虽不高，但器物壁极薄，晶莹玉润，色泽透亮，且不同部位深浅变化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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